生为女人凭什么我们不能上桌吃饭

  2017年春节,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发布微博文章,讲述自己陪同丈夫回山东老家过年的各种鲁味儿习俗:不能上桌吃饭,被远亲近邻围观甚至捏脸,上厕所需要到田间野地里。

  许多人把枪口对准山东——这个一直以来以讲究传统礼仪著称的省份。不过别急着乱开地图炮,不止山东,河南平顶山、江西赣州、成都东山、东北的朝鲜族、云南保山、浙江萧山等等地方,都有记载“女人不上桌”的习俗[1][2][3][4][5][6]。基本上全国都共享这一习俗。

  关于“女人不上席”,每年总有新的吐槽,但也有人强调这是“入乡随俗”。到底为什么女人不能上桌吃饭?这种奇葩的风气怎么到今天还保留着?

  宾客和男主人在餐桌上吃饭,家里的女人们忙活做饭,有些地方甚至连原本来做客的女人也要在厨房里帮工。做饭的时间,主宾已经开吃,等到该忙活的忙活完,女人们才在旁边的小桌子或者直接就在厨房里随便解决一顿。

  2018年2月27日元宵节,莆田涵江,忙完了宴席之后几名妇女在厨房里吃饭/视觉中国

  “网易女人”的一项网络调查指出,过年回家吃饭,“随便坐”是占比最高的,57.5%,但“女人不上桌”还占了5.8%,而“一起上桌,男人坐主桌”占比高达35.8%[17]。

  某公众号做了个小调查,得到的回应大致是:过年回家吃饭确实还有些地方有男女分桌的情况,但食物没有差别,不至于让女人吃剩饭剩菜。而且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:按喝酒抽烟来分桌,主桌就几乎没有女性[7]。

  2017年10月21日,贵阳市郊外农村的一场酒席上,女人们单独坐一桌吃饭/视觉中国

  当然,如果客人本身就是女性,那自然不能让人家躲到厨房去。通常人数比较多、传统仪式感比较强的宴席,更有可能出现女人不上桌——比如过年家族聚餐、婚宴、丧事、满月酒这一类。

  这就要从宴席在农村的功能说起。实际上,中国乡村实现温饱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,在物质匮乏的过去,摆宴席是一种奢侈。

  2019年1月广东佛山,在本村祠堂请乡亲吃饭的人家,院内摆了八桌酒席/视觉中国

 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农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“帮工”现象,比如婚丧事、新生儿诞生、收割作物等,邻里亲戚之间可以互相帮忙。但这种“帮工”并非无条件——通常情况下,双方或者默认了日后会反过来帮忙,或者被帮的一方会举办宴席,直接以食物回馈[8]。

  随着经济发展,很多农村事务已经不需要邻里帮工了,但宴请邻里的风俗依然保留了下来。比如盖房子——北方一些地区有“上梁酒”的传统,原本是在房子盖成那天大办宴席,回馈帮助自己建房子的亲朋好友。

  2017年广西桂林,村宴上请来了6名中年妇女和一名男领队的专业厨房帮工,提供买菜做饭、摆放桌椅板凳、上菜洗碗“一条龙”服务/视觉中国

  “专业施工队”逐渐替代了帮手的亲友,但“上梁酒”还是得请族内亲友来吃吃喝喝[18]。

  乡村的宴席脱胎于原始的利益交换。在过去,男性往往承担了更多体力活,比如新娘接亲、抬棺材板等等,所以传统认为男人出力气能换取更多的食物,自然也更有资格坐上饭桌吃饭。

  2013年7月24日,甘肃定西,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,男性亲友们抬着逝者的棺木到山上安葬,举行了一场简单而又隆重的葬礼/视觉中国

  但是生活的具体情景没有这么简单。比如潮汕地区,当有老人去世,整个家族的妯娌们就要承担起各种杂活:准备食物、操办祭祀仪式乃至饭后刷碗。而这些女人们如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,则可以享受豁免权:因为任务仍然是由嫁入娘家的女人来承担。

  所以,即使出力气的人变成专业的雇工,即使女人们比男人做得更多,但饭桌仍然保留着传统的习俗——默认族内男性是最能干的,也最值得回馈。

  2019年1月22日,在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偏岩子村九龙溪移民新村居民儿子的婚宴上, 请了专业的乡村大厨和帮工做饭/视觉中国

  在经济贫困、体力劳动繁重的地方,人们看重男性劳动力的价值,所以保留着“女人不上桌”、优先给男人吃的习俗。

  从晚清民国开始,妇女解放思潮蓬勃兴起,和打倒封建礼俗的呼声密不可分。在这种时代潮流下,女人不上桌自然被归为陋习,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  但实际上,民国时期的众多社会调查显示,乡村的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城市里高喊新文化消失。农村妇女境况的变化,到1949年后的集体化时代才出现[9]。

  2013年12月21日,山西芮城,一名妇女在家门口的寒风中劈柴,用来取暖和做饭/视觉中国

  在快速建设的年代, “妇女要顶半边天”,并不只是喊喊口号,而是真枪实弹地要妇女顶起来[13]。

  原来只是“躲”在家中劳作的妇女,被要求走到屋外来,和男人们一起劳动。据统计,到1956年,全国约有一亿两千余万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  六十年代各地在“铁姑娘”的号召下,组建“女子突击队”,担负起搬运、采矿等重体力劳动,即便很多体力劳动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。

  妇女研究学者金一虹曾经采访过一位突击队员:“为什么没有成立男子突击队呢?”这个问题让这位干劲满满的女青年瞠目结舌[19]。

  50年代,湖南泸溪的杨玉翠曾任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。1958年,她和其他7名妇女作为代表到北京一起受总理接见,而且同桌吃饭。总理在餐桌上谈笑风生:“你们生产出来的食物,你们最有资格吃!”

  1993年广西深水良港防城港渔船上的女主人,和男人们一样要承担体力活儿/视觉中国

  一方面,宗族房头的意识是封建腐朽事物,要打倒,族谱、祠堂等维系宗族权力的纽带,要“破”掉;另一方面,原来宗族公有的族产已经被没收,而集体化下的粮食又实行按量配给,谁还有能力、有胆量大办宴席呢?连桌都没了。

  所以,集体经济、集体动员的时代结束后,旧习俗自然卷土重来——在集体化时代农村的婚宴总是要由公社、生产队领导坐上席,而改革开放后,上席的位置重新回到娘家人手中,女人又从桌上下来了,村领导也只能屈尊坐陪席了[12]。

 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集体经济时代结束后,中国乡村诸多旧习俗反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,死灰复燃。

  2016年1月11日,消防人员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凤路村一祠堂起火现场灭火/视觉中国

  80年代末,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项研究,在全国各地选取村庄作为样本,每个村庄有一份独立的调查报告。翻看这些报告,我们就会发现宗族重新崛起的现象。

  比如湖北郭家河村,出现“辈分势力的加强”、“家族活动的复兴”,这个村子历史悠久的“灯会”——只有宗族的男性成员才能参加并且聚餐,原本在50年代后被废止,80年代又重新兴起。当然乡村宴会上的食物还是只有男人独享,女人不能上桌[15]。

  厦门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,闽南陈坑人的宗族聚餐——俗称“吃头”,也是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。而能参与吃头的只有族中男丁,有些地方甚至严格限定在已婚男丁,女人不上桌是天经地义[21]。

  2009年元宵节,在江西宁都县石上镇的客家乡民,家家户户挑着祭祖的鸡,猪肉等在家族祠堂前集中,准备巡村放鞭炮/视觉中国

  对华南地区的宗族有着精湛研究的学者科大卫,曾经很直白地指出:中国的宗族实际上就是股份制公司——族内各家有一定资本入股,共同经营族产,并且获得相应份额的收入[14]。

  所以,在市场经济体制下,宗族反而获得新生——以血缘为纽带,集中资本,共担风险。温州、潮汕等地区的企业家,经常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企业,也给人“喜欢抱团”的印象,就是这样的原因。

  “在我老家,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”,这是一位媒体人为“女人不上桌”现象的辩护。

  他承认这现象最早是因为物质匮乏,但后来则主要是为了维护“规矩”——这种规矩,代表着一个家族人丁是否兴旺、是否有权威的家长,并且影响了客人的观感和邻里的评价,所以维护这种规矩,就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尊严[16]。

  他担心的是,女人上桌吃饭了意味着这种“规矩”破灭了,也就是维持这种规矩的财力和权威破灭了。没有财也没有权,这样的人家肯定是过不好日子的。

  2017年正月初七晚上,安徽池州姚氏祠堂内的傩戏表演,随着宗祠文化逐步削弱傩戏也在逐渐消失/新京报 陈杰 视觉中国

  不过,这可能多虑了——这种“规矩”没有那么脆弱,反而十分强大。有学者在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,即使在局势最动乱的年代,宗族的族长被批斗、控诉,但是批斗会结束之后,村民要结婚喝喜酒,族长照样被邀请来主持[20]。香港搜码网

  很多调查都发现,改革开放之后,重新修族谱、修祠堂的现象十分普遍——因为修族谱祠堂是要花钱的,而市场经济让大家都赚到钱了,有钱了才能考虑怎么光宗耀祖[15]。

  所以,“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”的逻辑搞反了,明明是后人先有钱了,才会想回到老家,从故纸堆捡起宗族那套老规矩。

  2018年4月5日,陕西榆林白家川村白姓一族就是典型的由外出成功人士,负责资金包揽,宗族参会人员随心布施来提供祭奠费用/视觉中国

  这就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弹性所在,即使曾经被摧毁重组,仍然重新恢复,而女人不上桌吃饭只是这种秩序里的一环——通过这一环,我们能够看到,虽然经济变好了,但人们仍然生活在旧的习惯当中,女人无法上桌吃饭的问题,并不会因为大家都有钱了就能解决。

  所以,当城市“社畜”回了老家还不能上桌吃饭,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们分分钟感受到来自古老传统的暴击。

  得,不如回城里吃外卖——可是女德班的老师已经传来了怒吼:“还吃外卖!女子点外卖是不守妇道,是因为不想刷碗!”

  [1] 高亚主编;李晋豫,杨国新,杨冰副主编;吴佳,郭月霞,郑薇编纂.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 平顶山市类别卷 民间知识[M]. 平顶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编委会, 2009.10.

  [2] 罗勇主编. 赣州与客家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[M]. 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04.10.

  [3] 钟培全,冯敏著.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 下 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[M]. 成都:天地出版社, 2005.

  [4] 毕淑梅,刘智文主编. 东北亚区域发展与民族研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专题会议论文集[M]. 北京:民族出版社, 2012.12.

  [5] 云南保山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. 保山地区志 下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3.

  [6] 廖曰文著. 萧山社情调查研究[M]. 杭州: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3.10.

  [8] 王铭铭,(英)王斯福主编. 乡土社会的秩序、公正与权威[M]. 北京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1997.12.

  [9] 李文海主编.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乡村社会卷[M]. 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4.06.

  [10] 黄宗智.中国的现代家庭: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. 马春华主编. 家庭与性别评论 第4辑[M]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3.12.

  [12] 范丽珠,谢遐龄,刘芳主编. 乡土的力量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化问题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.02.

  [13] 魏少辉.农村妇女记忆视野下的中国集体化历史——评《记忆的性别: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》[J].学术评论,2018(02):79-83.

  [14] 科大卫著. 皇帝和祖宗 华南的国家与宗族[M]. 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11.

  [15]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: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.上海人民出版社.1991.12.

  [20] 林多贤主编;林晓平著. 客家社会与文化研究 上 客家祠堂与文化研究[M]. 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6.12.